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(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)

1947年冬天,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。回国后,因为种种原因,贺子珍未能与见面。随后,女儿李敏成为了贺子珍与之间沟通的桥梁。

有一次,李敏刚从贺子珍那里回来,拉着她的手说:“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,腰杆细细的。”边说边用两只手比划着“你妈妈现在什么样子?还苗条吗?”

“不会,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大胖子,更何况她还经常生病,心事重重。”说到这里,父女两人都默契地沉默了起来。

贺子珍回国后,一直和哥哥贺敏学一家住在上海。在哥哥贺敏学、上海市长陈毅和的关怀下。贺子珍任上海某区的组织部部长,每月工资208块。

1954年,贺子珍在听收音机时,听到了的讲话录音。对她来说,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,这是自1937年分别以来,再次听到的声音。

当时,贺子珍叫来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,一起来听录音,边听边说:“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,还和过去一样!”

贺子珍将的录音放了一遍又一遍,以至于忘了吃饭,忘了睡觉。第二天,李立英起床后发现,贺子珍还坐在昨天的那个地方,耳朵紧紧地贴着收音机。

李立英叫了贺子珍一声,贺子珍没回答,而是说了一句:“收音机怎么不响了?听不到毛主席的讲话了!”

李立英这时才发现,因为收音机放了一夜的录音,给烧坏了。而贺子珍呢?只见她脸色苍白,嘴唇直打哆嗦。看到这里,李立英慌了,赶紧去找贺敏学。

患病期间,贺子珍又打又闹,不愿意吃药。没办法,李立英只好给北京的娇娇写信,让她赶紧来劝劝她妈妈。因此,这件事情也被知道了。

知道后,心急万分,少有的流下了眼泪。在李敏走前,还让她带了一份自己的亲笔信。在信里面,嘱托贺子珍听医生的话,认真配合治疗。

没想到的是,谁劝都没用的贺子珍,在看完的信后,开始配合医生接受治疗。慢慢地,贺子珍的病也逐渐好了起来。

李敏回北京时,贺子珍特意买了南方的青菜和藕,让她带给。临走前,贺子珍叮嘱李敏说:“这件事情不怨你爸爸,要怨也是怨我……”这话从何说起?

井冈山时期,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并不多。其中就有贺子珍和曾志,两人感情很好,而曾志和的关系也不错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曾志和闲聊时,偶然间提起了贺子珍。曾志问:“为什么要离开呢?”说:“不是我要离开她,是她要离开我。”

1936年至1937年间,有位外国女记者来延安采访。和见面时,拥抱献花。现在看来,这是很普通的礼节,但是在贺子珍眼里,就显得过分亲热。

吵闹中,贺子珍说要“离婚”。虽然这是气话,但是脾气也不是特别好,随手写了个字条,表示同意离婚,甚至还在上面签了名。

住在隔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,听到两人吵架后前来劝架。看到刘英来了,开玩笑般说道:“你不是要离婚吗?把条子拿出来看看,让刘英当个见证人。”

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的,贺子珍执意离开延安,说是要去上海看病。刚走到西安,便听到上海沦陷的消息。

得知消息的,写了封信,派警卫员送到西安,顺便把贺子珍接回延安。为表示诚意,还让警卫员带了一个装满日常用品的小木箱,实际上是想互相谅解。

尤其是晚年时,贺子珍不止一次地和嫂子李立英说起过这个话题,贺子珍说:“当时太年轻了,意气用事……事情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……一切都怨我不懂事,是我自己造成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,都是因我而起,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,可我有什么办法呢?李讷已经18岁了。”

从两位老人的话中也能看出来,他们不是不想见面,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见不了。自贺子珍回国后,倒是见过一次。

1959年,庐山会议期间,突然提出要见正在南昌养病的贺子珍。工作人员去接贺子珍的时候,并没有告诉她去干嘛,只是说上庐山。

庐山相会后,向女儿李敏说起和贺子珍见面的事情时说:“你妈妈见到我,也不说话,只知道哭!”我想,贺子珍可能是不知从何说起吧!

见面突然,分离得更加突然。20年的盼望,就在短短的相逢中结束了。大喜到大悲的转变,让贺子珍再一次病倒了。

李立英闻讯赶来时,贺子珍目不转睛地盯着的肖像。贺敏学得知妹妹的病情也心疼不已,赶紧让人把她接到福州来调养。

那段时间,贺敏学被调到福州工作,担任福建省副省长。为了给妹妹看病,贺敏学托人从山东请来了有名的中医给她治疗。

可每次开的药,贺子珍都不愿意吃。军旅出身的贺敏学性子很急,看到贺子珍不吃药,直接将药分成两份,一份自己喝,一份让贺子珍喝。

欲上青天揽明月,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

1976年9月9号,因病去世。去世前一天,李敏来看望。这个时候的,基本已经说不上来话了。

李敏拉着父亲的手时,在她的手里面画了一个圈。当时,李敏并不知此意。直到多年后和故人提起,故人给她解释说:“你妈妈原名叫桂圆,也许毛主席是想你妈妈了吧”!

李敏还住在中南海时,曾经在房前种了许多玫瑰花。有空的时候,便和李敏一起摆弄这些玫瑰花。因为玫瑰的瑰字,和桂圆的桂同音。

后来,还送给李敏两个碟子,碟子中是两朵盛开的黄玫瑰。对于这两个碟子,李敏视若珍宝,一直舍不得用。

去世时,贺子珍和贺敏学的女儿贺小平住在一起。得知噩耗的前两天,贺子珍无法接受去世的事实,嘴里面不停的念叨着:“没听说他有病,怎么突然就走了呢?”

另一边,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担心贺子珍承受不住去世的打击,在处理完北京的事情后,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,一直守在她的身边。

1979年6月,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至此,贺子珍也终于有机会去北京,去看看,去瞻仰的遗容。

生前时曾经说过,他在井冈山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,很多都是贺子珍帮忙摘抄整理的。所以,这段时期的书籍稿费有贺子珍的一半。

的工资不多,自1955年开始实行薪金制后,每月工资404.8元,之后几十年一直没涨过工资。但是,家的人口多,花销并不少。

的收入,除了工资,还有稿费。根据李银桥回忆,50年代时,的稿费已经有100多万。对于这笔钱,管得很严,未经他同意,任何人都不准动。

去世后,中办人员负责管理稿费这部分的遗产。因生前的那句话,中办人员从稿费中拿出2万元,交给了贺子珍。

后来,贺子珍用这笔钱买了一台20英寸的彩电,和一部高档的录音机。这两台家电,一直在贺子珍的病房里面放着。

原来,1977年,贺子珍中风偏瘫,一直卧床不起。后来虽然好了点,但是基本上都在医院住着,医院俨然成为了晚年贺子珍的半个家。

1984年4月14日,贺子珍的侄女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看望贺子珍,发现贺子珍的情况不是特别好。经常肚子疼,已经发了几个月的高烧。

当时,贺子珍虽然神情衰弱,但是脑子还是清醒的。看到亲人来了,贺子珍吃力地对李立英说:“嫂子,我可能不行了。”

听到这话,李立英心中一痛,紧紧地握着贺子珍的手说:“大姐,你放心,我们上次来看你也是这样的,慢慢会好的,别担心。”

1984年时,贺子珍除了中风,还有糖尿病和器官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。正是这多种并发症,造成贺子珍高烧数月不退。

贺敏学建议,给贺子珍服用点安宫牛黄丸,说这是退烧急救的良药。贺敏学还说,如果医院感觉这药太贵,他可以付安宫牛黄丸的药钱。

吃了药,贺子珍的烧果然退下去了。之后两天,贺子珍精神状态好了不少,一颗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。

贺子珍去世后,骨灰放在哪?这么大的事情,上海决定不了,立刻给中央拍电报。最后,亲自拍板:贺子珍骨灰放在八宝山第一厅,政治局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。

起初,贺子珍的追悼会是在上海召开的。追悼会上,因为悲伤过度,贺敏学一度哭到休克,最终也没能去北京为贺子珍送行。

在清理贺子珍遗物时,李立英曾想把贺子珍买的那台电视机送到永新老家,让那里的孩子看看,也算是贺子珍最后一点心意。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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